追夢少年的起點——從文學到政治，再從政治到台灣歷史

我回台灣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民進黨擔任文宣部主任，一待就三年。不過，後來體會到，在政治的場合裡，永遠只有輸贏，勝選的一方代表道德，落敗就淪為不道德者。人們完全不管政治人物用什麼樣的手段、方式勝選，只看結果。因此，我開始覺悟這樣的場域不適合我繼續待下去，不適合作為追求人生之夢的道路。

人生永遠無可預知，年少時候，我們都曾經作過無數個夢。大學時期，我研究宋代歷史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轉向研究文學；當我回歸到文學之路時，竟然可以從最偏遠的小鎮──沙鹿的靜宜大學，漂流到暨南大學，最後到政治大學，這一條道路是我在海外流亡時沒有想過的。當初出國，只是想拿博士學位回來，一輩子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黑名單，必須在國外停留十幾年才能歸來。這種飄泊的滋味，我嚐得非常辛苦，必須把親情、友情都斬斷，過去所有的夢也跟著被切斷。即使如此，我仍然相信只要保留一點點希望，在內心持續燃燒，即使希望非常微小，也能找到媒介一直燃燒下去。

在台灣的時候，我是一個寫詩少年，一九七○年成立龍族詩社，發行《龍族詩刊》，總共維持了四、五年。這本詩刊，在整個文學史上可能沒有幾個人會記得，但是它擔負一個重要的任務，就是發動了新詩論戰，開始批判現代主義。我最初對現代詩產生批判，也是跟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：一九六久年之前，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，代表整個中國；但是，進入一九七○年以後，整個局勢就不同了；當年我正在台大讀歷史研究所，白天讀宋代歷史，晚上寫現代詩，整個台灣社會被關在我的思考之外。同年，發生釣魚台事件，美國粗暴地將釣魚台主權轉移給日本；台灣漁民從清代以降就開始捕魚的海域，竟然在一九七○年，只因美國將太平洋巡防任務交給日本時，在地圖上將釣魚台直接劃進日本的巡防區域，使得這個問題直至今日，還爭論不休。不久後，「釣魚台運動」形成，先從海外留學生開始，一路燒回台灣。作為一個研究十二世紀中國的台大研究生，從來沒有想過二十世紀的台灣會發生什麼變化；也因為這個事件，我終於還是走出研究室、書房，開始關心台灣社會，才知道那時候整個台灣的大學生，都投入這場運動。

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，政治跟我的關係是什麼？

一九七一年，台灣被趕出聯合國，從此喪失國際地位，四十年過去了，直到今天，我們還在面對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：「如果台灣不能代表中國，請問台灣代表什麼？」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讀書人，我開始這樣問自己。一九七二年，尼克森到北京與毛澤東見面， 同年二月二十八日， 與周恩來訂定《上海公報》，從那時候我就已經感受到，歷史正在轉換。於是，我開始思考，自己寫如此衰弱的詩行，能夠挽救台灣嗎？把自己投入詩的想像中，將自己燒得很旺盛，卻完全不能夠拯救、改變台灣的命運。《上海公報》最大的效應，即是所有友邦看到美國轉向，紛紛跟台灣斷交，該年，我眼見台灣從一百多個建交國，到最後所剩無幾。

這種失去的滋味，在生命中體會得最劇烈的時刻，是我在美國求學的那段時期。有一年，聖誕節前夕與幾個朋友約好，坐車到溫哥華，開車的是日本人，同車朋友分別是印度人、韓國人與菲律賓人，到了美加邊境的時候，開始落雪；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雪景，好美，忍不住讚嘆美國真是一個漂亮的國家。車子進入入境關口，加拿大官員要求我們交出護照驗明身分，朋友們一一通過，海關官員卻看著我的護照，告訴我加拿大不承認這本護照。當別人不承認你是一個國家時，

我才真真切切體會到斷交的滋味為何。最後，僵持不下，位階較高的官員問我與同車朋友的關係，我回答：「我們都是華盛頓大學的同學，只是想來看看加拿大的景色。」於是，官員請我拿出學生證，並且在表格上填華盛頓大學的學生證

號碼。那一刻，意識到台灣護照竟然輸給美國大學的學生證，我開始問自己：「家國究竟在何方？」我想，一個人會有政治覺醒，並非因為你是泱泱大國的國民，而是個人命運受到干涉的時候。你可以不理政治，但總有一天它會來理你。也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回到西雅圖，開始覺得自己在台灣長大，完成教育，卻從來不知道台灣的歷史與命運為何，是一件可恥的事。

於是，從那時候開始，夜裡我研究台灣歷史，搜集台灣文學來閱讀。這一段蒼白、黯淡的留學生活，在最初的幾年，完全沒有想過這樣的經歷，會在往後與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。

從歷史出發，面向當代

最初讀台灣史，是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大量搜集資料。美國大學對歷史資料保存相當好，特別是華盛頓大學，在一九五○至一九七○年冷戰時期扮演美國白宮的智庫，所有遠東政策都會請教華盛頓大學教授，因此圖書收藏非常完整。我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，進行大量的台灣歷史文獻閱讀。

閱讀的過程中，經常有一些奇妙的經驗。華大圖書館書籍陳列的分類，台灣一類，中國大陸一類。但在一次檢視書籍時，發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書籍放在一起，一本是台灣出版的《民族救星蔣總統》，另一本是大陸出版的《雙手沾滿鮮血的蔣介石》，兩造對比，使我嚇了一大跳。第二年，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，蔣介石去世，我在《中央日報》上讀到「我們的蔣總統昨日薨」，「薨」是古代對皇帝駕崩的尊稱。隔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登了一則很小的消息，標題為：「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蔣介石，昨天死了」，如此簡單。在這種強烈比較之下，我開始覺悟歷史是如何寫出來的？是誰在寫歷史？誰有權力，誰就擁有發言權，而你是什麼立場，就用什麼立場的語言來表達。另外，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漢奸秦檜。研究漢奸有一個困難，即是大部分的史料都被燒掉，只能從別人片段的註解揀取。研究秦檜的另一個發現，則是體認到歷史就是「成者王，敗者寇」，如果秦檜繼續活下去，沒有失利的話，也許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的評價會翻轉。這幾

點體驗，都讓我開始對歷史產生懷疑。

其實，我想要強調的是，人類的智慧是有限的，我們可以知道過去發生的事，卻永遠無法預知未來；而對未來的不可知，使我在研究文學時，感到更加的惆悵。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台灣開始被美軍轟炸，在那之前，台灣沒有人相信日本會敗給美國。也就是在那個時候，台灣作家被指示應該寫歌頌戰爭、歌頌大東亞的小說，大家開始很認真的朝這個方向創作。但是，沒有想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投降，整個台灣人也都跟著悲痛、投降，林文月的散文中，就寫到了這一段舉國悲慟的歷史氛圍。在皇民化運動中，全台灣的男丁都跟著到前線作戰，作家如果不當兵，就要寫小說，留下了白紙黑字，悲劇就在這裡發生，今天只要提到皇民化運動，幾個特定的作家就會被拿出來檢討，例如陳火泉、周金波。但是，那些到前線作戰的台灣人，沒有留下任何紀錄，好不容易在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裡提到一批台灣兵到中國作戰被俘虜，就是在說這個事件。所以，每一次在文學史課堂上，或者寫《台灣新文學史》的時候，談到這群作家，都會替他們感到悲傷，只因為他們留下了紀錄，就成為譴責皇民化運動的攻擊標靶，大家卻忽略當時整個台灣都認同日本。

接下來，我要談的故事，對我衝擊非常大，想在這裡與大家分享。有兩位赴日留學的優秀台灣醫生：葉盛吉與楊威里，在日本統治下，始終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身分，戰爭時期也非常擁護日本的國策。直到日本戰敗後，收到美軍拋下的傳單，才驚覺自己是中國人，於是商量好一同歸國。葉盛吉回台後，決定傾力為台灣社會服務，楊威里卻認為，既然我們是中國人，何不前往中國？

不久，台灣爆發「二二八事件」，楊威里在北京，還不知情，葉盛吉卻親眼見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士兵開槍掃射，受傷的民眾全數送往當時他正在實習的台大醫院，他感到非常憤怒，轉而參加台灣地下共產黨。故事本來在這裡應該結束，但人皆無法預知未來，一九五二年葉盛吉被逮捕，彼時他已婚，知道妻子已經懷孕，因此提早將遺言抄寫在一本《聖經》中，並替孩子命名，寫下許多鼓勵孩子的話語。他告訴妻子，如果是男孩，取名為「光毅」，男孩出生後一個禮拜，他就被槍決了，妻子最後也改嫁了。故事回到楊威里，他到北京後，加入謝雪紅組織的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」；不過，謝雪紅發現，北京的共產黨對台灣人非常不友善，認為他們都是漢奸，因此不斷向毛澤東據理力爭，最後卻在一九五二年被清算。楊威里正是因為加入謝雪紅的團體，連續三次鬥爭都無法倖免，感嘆自己在中國有志難伸，如果當初與葉盛吉留在台灣該有多好。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，在英國讀書的女兒寫信給楊威里，告知他中國外省的軍隊與北京的軍隊可能會發生內戰，應該趕緊逃出。楊威里經過國共內戰的摧殘，十分懼怕，馬上申請探親；臨走前，爐灶、桌子上的家當都還安放著，並且與鄰居說明這只是為期一個禮拜的探親，最後卻是一去永遠不回頭的決定。到了倫敦，他一句英語也不會，一九九○年便移居日本；一到日本的首要工作，即是尋找葉盛吉的下落，足足找了一年，才有朋友赴日告訴他，人已經尋到了，但是已經在一九五二年因參加地下共產黨而被槍決。楊威里一聽到消息，第一句話是：「ばか」（混蛋），他自己迢迢千里，在中國被共產黨欺負了一輩子，葉盛吉卻在台灣參加地下共產黨，歷史多麼的嘲弄人啊！為此，一九九一年楊威里決定回到台灣，拜訪已經改嫁的葉盛吉之妻，葉妻見著他，立即掉下眼淚，楊威里疑惑兩人從未見面，怎麼對方情緒如此激動？原來葉盛吉死後留下三十二本日記，幾乎每一則都提到與摯友楊威里相處、成長的過往。

後來，楊威里將日記帶走，寫了一本葉盛吉傳記，書名為《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命運》，副標為「夾在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現代人」。早在這本書一九九六年在台灣出版前，我就讀到了日文版的《葉盛吉傳》，書籍出版後，成功大學邀請我談白色恐怖，演講中，我也講了葉盛吉與楊威里的故事。演講結束後，一名老年人與年輕人向前和我打招呼，老人說：「謝謝你今天告訴我們台灣過去的歷史，我叫楊威里。」年輕人則點頭稱道：「是的，陳教授，謝謝你，我叫葉光毅。」我所談的五十年代遙遠的歷史、遙遠的人物，竟然一下子跑到我的面前，至今我講起來仍舊雞皮疙瘩直冒。原來，葉光毅本來想赴美留學，卻為了要看懂父親留下的日記，改赴日本學理工，拿到了博士學位後，回到台灣成大教書。楊威里剛好那天去拜訪葉光毅，在海報上看到陳芳明要談白色恐怖，就相約來聽。歷史就是如此狹窄，並非我們想像的廣大，我就在那一年，經歷了和歷史人物這樣相遇、交錯而過的奇妙經驗。

夢的轉向：文學是我的志業

我今天談這些，究竟與我的文學夢有什麼關係？其實關係太大了。我必須了解台灣的命運如何造成。難道台灣沒有歷史，沒有文學嗎？我過去所受的教育訓練中，從來沒有接觸台灣史的機會，課程中完全沒有台灣史這門課，台灣自然被關在思考之外。我對台灣歷史產生興趣，開始於美加國境被阻擾的遭遇，疑問自己的家國究竟在何方？然後帶著慚愧的心逐步整理台灣歷史，連帶著閱讀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。

一九七九年「美麗島事件」發生的那年，我第一次閱讀賴和的小說。過去從來沒有聽過賴和這個作家，只有一九七七年《夏潮》雜誌，梁景峰寫了一篇文章〈賴和是誰？〉，是的，究竟賴和是誰？為什麼過去我們沒有這樣的記憶？完全是因為台灣的教育將之排除在外。我首次讀賴和小說，感到非常惆悵，原因是他的文字又像日文，又像白話文，又像台語，這種混融的語言乍看之下簡直不忍卒睹。但是，放下作品後，我突然想到，賴和的時代是沒有白話文運動的殖民地時代，寫這樣的小說其中一定有微言大義，於是又重新讀了一次。這也是我常常提的，閱讀從來不是一見鍾情，而是多看一眼，正如與情人相遇一般；我的文學之路，也是這樣開始的，當我第一次閱讀感到不忍卒睹時，就會重新讀一遍，理解作者為什麼那樣書寫。賴和的技巧不好，但是對日本強權的抵抗與批判，我慢慢讀了出來，最後把他擺到一個重要的位子。從他開始之後的作家，包括楊逵、龍瑛宗、呂赫若，我一本一本讀下來，台灣的形象第一次那麼清楚地出現在我的思考裡，過了半生，旅行了半個地球，快要三十歲，才發現台灣。台灣對我來說，是門遲到的學問，但可以慢慢追趕，這也是我後來偏離了過去所做的宋代研究，迎向台灣文學史研究的原因。

一九九○年，我在海外寫了台灣共產黨領袖傳記《謝雪紅評傳》。伴隨著這段歷史的研究，我也把同時代的文學讀了一遍，這才明白，台灣文學實在太豐富了。雖然多半用日語寫，但我們都知道，他們的靈魂是屬於這塊土地。呂赫若在一九三五年寫的〈牛車〉，是台灣日據時代寫農村寫得最美的一篇小說；該年為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周年，日本帝國在台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台灣博覽會，向全世界宣揚帝國在短短四十年間，將落後的台灣轉變成現代化，而他們也有力量，將現代化推展向全亞洲。來台同慶博覽會的人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陳儀，就曾經在一次公開演說中，讚揚日本現代化的殖民成功，一九四五年他來台擔任行政長官，於松山機場演講時，卻稱台灣過去五十年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，兩相對照，使台灣人感到憤怒與受傷。呂赫若馬上在《新生報》寫了一篇文章批判，為什麼陳儀赴日留學是現代化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就是奴化？歷史果真嘲弄人，陳儀在一九三五年發言時，絕對沒有想到自己十年後會來接收台灣。

另一個例子，就是曾經參加農民運動，卻因為派系鬥爭而退出的楊逵。我們雖然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農民運動者，卻得到了傑出的作家。一九三二年楊逵寫了《送報伕》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，他認為台灣作家應該站出來寫作，不應該繼續沉默，便在一九四八年《新生報》發表了〈我們應該重建台灣文學〉。當他提到「台灣文學」後，馬上被圍剿，攻擊者認為，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，因而產生了一系列論戰。一九四九年，楊逵又發表了〈和平宣言〉，希望本省、外省人共同將台灣建設起來，國共內戰也不要將台灣捲入；這篇六百餘字的文章，使他被軍政府約談，他以為這樣的文章只會被關一天，不料一關卻是十二年，直到一九六一年才被放出來，這時整個台灣社會早已改變。這樣一個作家，被放出來以後，依舊老老實實安居在東海大學對面的亂葬崗，開闢了「東海花園」。

在這裡發生了一個精采的故事：東海大學思想史教授徐復觀，每每在學校附近散步，總會見到墓園中澆花的鄉下老人，好奇心使然，便走上前去試著以日語打招呼；沒想到楊逵以極典雅的日文回禮，徐復觀知道對方一定受過教育，就應邀到楊逵的違建木屋中談天。一進到屋中，徐復觀驚嘆滿牆的資本論等社會主義相關日文書籍，才明白台灣民間太多臥虎藏龍的素人。楊逵去世後，徐復觀將這個故事告訴胡秋原，胡氏便寫了一篇〈進步台灣，落後中國──紀念楊逵〉。我就是在先人身上，看到他們一輩子都在努力，即使在如此艱困的環境，看不到希望的時代中，他們的信仰卻永遠不會屈服；對我來說，這是非常重要的召喚。如果先輩在看不到希望的時局中，都能奮鬥不懈，在這個看得見希望的世代，我能夠不努力嗎？因此，我慢慢思考台灣人文的問題。

作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，以及政治立場為綠色的讀書人，我曾經相信那個政黨與那個政治夢，決定去實踐它，走過一遭之後，才發現政治不是我終身的職志。離開民進黨之前，施明德問我未來的規劃，聽到我要去教書先是肅然起敬，但聽到是靜宜大學的講師，卻開始表現出痛失英才的樣子，告誡我已經四十八歲了，難道還要從講師開始當起？接下來就要規劃你當不分區立委了呀！我告訴他我真的喜歡教書，這也是我毅然決然離開政治的原因。如果，我繼續在政治圈待下去，最大的成就，應該就是在立法院打架吧！台灣社會需要一個打架的立委，還是能夠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？一九九五年，我在靜宜大學開的第一門課，就是台灣文學史；當時全台灣還無人開這樣的課，但是，教學相長，不學便無以教學生，教了以後反而可以學更多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開始寫台灣文學史。

正如前面所言，我開始認識台灣，是在海外旅行了半生以後；但是，真正融入台灣，反而不是在政治場域，而是在教書以後。我的散文集《夢的終點》，談的正是我在海外一直作著一個在台灣製造革命的夢，回到台灣以後，才發現台灣已經有新的建設，經濟發達，中產階級誕生，還能革什麼樣的命呢？所以，夢的終點，寫的正是革命夢碎，我向自己說，你就老老實實地在這塊土地上活下去，關心台灣社會。作為一個學者，所擁有的知識，應該不只是用在校園中，而是用行動來干涉權力與社會吧！進入學殿以後，我告誡自己，不要當一個有潔癖的學者，該發言的時候，就應該發言，不要顧慮自己是什麼顏色。也就是這樣的性格，在二○○六年爆發國務機要費案時，眼見好幾個世代人投入而造就的民主之夢破滅，我寫了第一篇批判的文章〈誰還記得清廉、勤政、愛鄉土？〉，卻在一夜之間失去所有朋友。即使如此，我知道一個夢的實現不是依賴辯論，而是每一個世代的人去實踐；而這個人就這樣把所有的夢都出賣，不僅僅是民主改革的丟臉，也使台灣在國際上失掉了尊嚴。我問自己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，即便失去了所有朋友，我還要不要繼續寫下去？還要不要勇敢地向權力中心講真話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台灣新文學史與文學夢的展望

經過這樣重大的衝擊與危機，二○○八年政黨輪替時，我忍住了，埋首將《台灣新文學史》寫出來。寫這本文學史，不只是留下台灣過去最佳的心靈，也希望文學史不只是一個人在寫。台灣文學如此豐富，我讀了一輩子作品，也才寫出這麼一本文學史，很多人不滿自己沒有被放進去，卻不去關心我在解釋每個時代的藝術成就，是否有謬誤之處？或者是，這些人能不能撐起如此美好的時代？台灣文學史寫的是當代歷史，當代本來都是一直在流動、生長的；被我寫進去的年輕

人，也許十年後就停止創作，我當然會持續改寫，當代史永遠都是在改變的，要用動態的觀點觀之。

因此，歷史應該由很多人共同創作，產生不同的版本進行比較，才會完整，也才是寫歷史正確的態度。因為這樣，我認為作為一個歷史書寫者，成就並不會很高，作家才能跨越時代，好的作品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。一九六○年代作家所創作的作品，現在都已經變成經典，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最後，我要說出最後一個夢，如果上天眷顧，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小說家，寫出這一生所看過的故事，遭遇過的經驗，所聽來的傳說，成為當代歷史記憶的紀錄者，也希望在座各位成為我的讀者。

真的，只要夢還存在，想像就不會滅亡。

 

上述內容為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，自述文學夢追尋過往，2012年於紀州庵文學森林辦理之《我們的文學夢》。

還想進一步聽芳明老師分享他對台灣文學的探索，可以把握2020年11月07日周六1400-1600起，陳芳明將帶領讀者細細品讀每位詩人的語言運用與風格塑造，相關課程資訊詳見下表：

上課地點：紀州庵文學森林(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，近捷運古亭站2號出口)

每周六1400-1600，共12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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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開課日前1~7日內退費（退費80%），並扣除匯款手續費。

3.開課日後，未逾全期活動／課程1/3（退費50%），並扣除匯款手續費。

4.特殊專案課程退費辦法另訂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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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辦單位：文訊雜誌社

 指導單位：文化部　台北市文化局